泰州市

通过权利开放充分调动、激发社会全体成员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

[68] 出版自由所保护的设立出版机构、进入出版行业、编辑过程乃至在出版物上打广告，都是言论自由所不及的。通常只有那些极端危害社会的行为，如同类相食、人口贩卖、儿童卖淫、活人献祭等，才会触及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

[67] 参见前引[4]，陈征文，第13页。于是出现了一种折衷理论，即狭窄保护范围的外部理论（前述狭窄界定）。[45] 宽泛界定最大的问题在于，其逻辑内部有两处自相矛盾。[77] 外部理论与内部理论的分歧源于对限制的理解存在差异。德国继承法上的特留份范围大于我国，[52]就反映了继承权核心定位的差异。

三阶段的分析框架源自德国，20世纪90年代末被我国学界引入并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可。界定事实上形成的保护范围，关键不在于知晓这些方法，而在于将这些方法恰当地应用于特定的场景中。为了增强表决的有效性，全国人大主事者先是将表决结果分为批准、满意和满意批准等三种，以体现程度上的差异。

司法部部长史良称，此次会议是要统一对人民司法工作方针、政策、任务与制度的认识。目前全国人大代表的一些构成特点（非职业化、领导干部所占比重较高等），决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要想获得人大代表们的认可与好评，就必须以人大代表们乐见的方式安排报告文本，以人大代表们熟悉的语言回答其关注的问题。[4]《董必武传》编写组：《董必武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63页。法院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引领作用，通过人大代表整合社会大众对司法工作的意见，促使法院系统自觉地将自身的工作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紧密结合的特色制度。

换言之，坚持法院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法制度，并尊重司法活动的规律，通过不断对其加以发展与完善，让其更有效地发挥整合社会的作用。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第80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例如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冲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就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个好制度，但有人反对。省人民法院分院、分庭受其所在区专员的指导。最后，在文风、形式、内容等方面进行创新。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人大的监督工作做得不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30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会议的时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向会议提出的工作报告，经各代表团审议后，会议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42]胡健、徐运平：准备开会，载《人民日报》2001年2月28日。最后，一项能够长期存在的制度，必须具备不断自我调整更新的空间，以满足各方的基本需求和时代的变化。[2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全国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历史资料汇编：1949～1998(民事部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37页。

[48]参见杨宜中：最高法院认真采纳建议修改工作报告，载中国法院网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8/03/id/293977.shtml，2019年1月5日访问。关键词:  法院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制度。

于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年度工作报告日益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了观察当下中国司法制度的一个有效窗口。人大及其常委会准备讨论决定的重要议题，人大党组织必须事先请示。

彼时，旧法院已被取缔，而新法院正在陆续创建之中。[28] 不过，存在的问题尚不只如此。[12] 新中国建立初期，执政党内围绕着法院建设这一问题主要存在着如下几种观点：党领导一切，法院当然也不能例外。[54] 其次，强化了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为了完成繁重的立法任务，全国人大摸索出了委托立法这一解决办法，亦即享有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主要用以规范某一行业、某一领域的法律草案委托给国家机关中的相关负责部门自行起草。鉴于专项报告较少发生，本文拟以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作年度工作报告为观察对象，从执政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三者互动的视角，探寻这一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及其对中国政法制度的影响。

此外，彭美的《法院工作报告制度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为样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对本文的写作启发甚大。民事案件的受案数和审结数大幅削减，例如1950年全国法院系统民事案件的受案数为659157件，一审结案数为616649件，而到了1969年，受案数仅为62507件，结案数变成55193件。

面对上述悄然而至的变化，制度参与中的各方反应不同，所采取的应对方法自然也有差异。进入专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党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也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而取消党本身组织的职能，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一）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和方向应给予确定的指示。司法会议着重解决对人民司法的认识……[8]同年8月17日，周恩来作出批示，为建制工作指明方向，强调建政工作应以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逐渐做到经过协商推选各级人民政府为中心。

此后，类似的新闻报道陆续增多。人大制度创制之初，表决事项时大都以鼓掌的方式进行，此后陆续增加了举手、投票等方式。庭长领导并监督庭内工作…… 该条例将新法院确定为一个整体，并规定法院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晚近以来，法院年度报告工作制度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司法能力不足和司法腐败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49]赵蕾：谁投了两高报告反对票?，载《南方周末》2009年3月18日。焦洪昌、姚国建：人民法院对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的宪法分析———兼评由沈阳市人大不通过法院工作报告所引发的争议，方流芳主编：《法大评论》(第1卷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466页。

需要报告的还得报告，并且人大、人大常委可以要它作报告。[31]江华：《江华司法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反人民法院内部实行各自为政、互不相谋的组织原则。（二）八二宪法和1983年《法院组织法》在表述上的差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先前忽视法院建设的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被逐渐纠正。

至此，法院向人大年度报告工作的做法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二）重要问题作请示报告或专题报告，专题报告以简短及时为原则，字数不限。但是，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全局利益的特别重大问题上，党组织有责任要求人大代表中的党员，维护党的决议，贯彻党的主张。对于当时一些人们心中存在的顾虑或担忧，董必武说：个别坏分子当代表是可能的，但在一个县内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有几百人，其中即有个别坏分子应不会起很大的作用。

（三）挑选和提拔忠诚而有能力的干部（党与非党的）到政权机关去工作。但与此同时，此时期的司法改革运动也使一些地方暴露出轻视法院工作的问题。

[32]众所周知，增加正式人员编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之一。董必武在会上指出，应尽快成立或健全人民代表会议，并对建制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36]《彭真年谱》编写组：《彭真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61页。1962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内蒙古政法党员干部大会上说：实际上我们的法院并不是自己在那里独立思考问题，常常是看人家的颜色来判案。